1、引言
這世界沒有像Dirks太過-不只是我們用的資料，我們的基本範疇和預設一逕都是殖民統制形塑的產物這麼斷然，也沒有鋪天蓋地的對東方主義進反省，對台灣來說這種反省是被輕鬆的就這樣~~過去了。陳光興的＜帝國之眼＞是對國民黨、民進黨協謀的次帝國/次殖民「外翻式」冒進工程(李登輝主唱，自封一國左派們的大合唱)提出挑戰。讓丘延亮驚覺到過往研究方法的危險：「將論詰人類學化，遂本質化了諸般『文化的』各式曲目。」他認為，台灣之所以沒有辦法有對於東方主義的反省，是因為結構問題，他說這些帝國與殖民工程之所以「次」的存在，在於主事者造就了「次東方主義」的建構且賴以生存。次東方主義具備特有的暴力操作和強制力，有兩種清楚的界面：內卷式（involutuonary）即次（二等）國族主義/內部殖民、外翻式（exvolutuonary）即次（二等）帝國主義/內部殖民。
他認為日本殖民地人類學的台灣研究不但是次帝國文化工程的自供狀，這些研究對台灣原住民的寫真，尤其成為了次東方主義的自我寫照。戰後漢人學者「接收」了日本學者的「土著」研究也都一樣。
2、漢人國族人類學對日本殖民地人類學的認同與再生產
台灣主權的易手並不能真實在一般民眾生活裡體驗出如文本這麼明確的分水嶺，我們也別以為舊政權會怎麼樣否定舊政權，反倒是新的政權以舊政權的統治結構加以修補，以保持宰制結構。丘認為人們「自己的」政府也往往造成「本國」血淚史：殖民主義自我再生產能力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國族主義(再生產殖民體制與種種宰制)。丘認為了解當今政權有必要研讀它對自己以及以前政權的描述。他選擇以學院以及行政當局加諸於原住民的論詰為文本作研究，一來因為原住民過去、現在、未來都被宰制，二來原住民也是(被漢民族與其掛勾的人群位序中)最被邊緣化的族群。
許木柱認為台灣的人類學研究起於1896年長野義虎著作橫斷中央山脈，也認為長野義虎隊獻策認為以熟番作輔警以熟蕃制生蕃以及修築道路時最好一定要有原住民作導引。丘批判這樣人類學師承式的沾沾自喜與不自覺。
劉斌雄和陳奇祿對日本的《蕃族調查報告書》與荷蘭《習慣法集成》的看法是殖民國為協助殖民統治而有的，但仍認為這個調查是政府的一大成就，對知識具有重大貢獻。後來更好玩的是，陳奇祿把這種作為既不歸政治也不歸殖民壓迫，反到歸因於法律思想，是法制主義促成調查工作，把原住民研究拉到不具政治意圖且與利害無關之中~~而逃脫了。陳奇祿甚至還要求國民黨統治時期國民政府也能這樣做：「在今日台灣還是民族研究的最理想場地之一，故同時亦是它在應用方面得最好的實驗室之一。」(他的國策至上論，那我們原住民是……驚~~)
總之，學術主義的虛妄、實用主義的粗暴，是學者和政客們的霸權論述將之分治的結果，也就是學術和政治不相統屬，認為論述都可盡其在我。
3、日本殖民地人類學由生政經理脈與其論結構造
為了不讓殖民台灣失敗，而讓日本被同為殖民者的列強取笑，到底該採取甚麼方法統治?其實日本是拿不定的策略的。法國的顧問Michel Lubon與英國的顧問Montague Kirkwood都持不同立場，同化納為日本或者僅止於殖民地?
日本作為一個類國族，在西化他人(台灣)的同時，本身也在不斷被他人(如英法德)進行西化中。如何對台灣人進行殖民是具有正當性的？於是進行去除三大陋習的做法，如取締吸鴉片、留辮子、裹小腳的文化工程，這些對漢人是有正當性的，對原住民卻沒有。日本人如何自圓其說？
從持地六三郎關注蕃地經濟利益的獻策「從殖民者眼光來看存在只有蕃地，而非蕃人」，並很讚賞清朝劉銘傳的開山撫番的作法，令人驚訝的是這份建議與兒玉-後藤政權倡組的台灣舊慣調查會「湊巧」合在一起，自1901年學術就緊密配合殖民總督府的政策需求，是國家機器壟斷的暴力促使研究者與國家合作成為強暴被研究者的機構。
4、日本帝國困局及其倆手間的「學術潮流」
日本殖民台灣的手法像是鐘擺，在兩個極端間擺盪。佐久間的理番征戰、明石元太郎的教育手段，而後田健次郎被任命為首位文人總督，採取了同化的政策，希望台灣和日本都因為受到中國文化影響而有所連結、關聯。這些策略主要的原因應從日本政策情境來理解。
日本幻想台灣可以成為湊合中、日可以共組大東亞共榮圈的媒介，以阻止西方殖民勢力進逼，台灣此時具有文化特殊性地位。後來的文人總督上山滿之進、伊澤多喜男為了超越「同化」限制，創造了一個價值中立的「高砂民族」takasago這個稱號，並由日皇裕仁來台時賜頒。國府時期漢人政權亦採北京官話及閩南語訛音將高砂轉為高山族來指稱台灣原住民。(於此同時，不管是山和海的民族，都具有了「山地特性」，命名的權力真恐怖!)
那皇民化呢?丘認為這是日本在大東亞戰爭後節節敗退之下把台灣作為南進基地之故。同化政策已不再是台灣地區性總督府的作業，而轉變為東京日本國家策略所推動的帝國策略，期望藉由皇民化過程，讓日本帝國殖民地臣民受到制約，也就是將殖民地人民日本帝國所有化。
丘發現次東方主義/次帝國主義的秘密是，內卷化的一面，即國族主義；而這種人類學就變成了次殖民主義者的「國族人類學」。套句Dirks所說的「文化被小心翼翼的去政治化，在這同時這個文化又被祀為一種殖民變種的特種民間社會。」對於受虐現實(被研究的原住民)和施暴權力(研究者人類學者)自始自終都看不見，學術主義和科學主義真是刺瞎人性雙目的兩面刃。
5、作為論詰踐行(discursive practice)的歷史化—人類學歷史的貢獻與晉向
(作者把discursive practice翻為論詰踐行，但我想翻成論述實踐會比較熟悉。)
人類學作為學科(ology)是沒有歷史的、只有理性意義的，但被孔恩打破了。後來丘一直旁聽的他的課的老師史多謹倡立了歷史人類學，將人類學歷史脈絡化，也讓丘後續對這個議題也很大的感觸。
亦即，人類學歷史研究作為特定歷程的產物，強烈表現自省的、詮釋學的、解釋的、解構的傾向，這個對話開始了新的視野與論題，並自重讀走向了再評價的層面。若沒有上述，將只停留在日本文獻神聖化的崇拜自誤，終被殖民宰制、也為其服務而不自覺。故他認為一個以在地為主體的去殖民人類學的建立，似乎必須以吾人的思維去殖實踐開始，透過對人類學的去殖民化才能到達去除，並不被殖民陰魂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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