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想像的共同體》，CH7、8、9

版本，Anderson.B著(吳睿人譯)，時報出版，2010。

CH7最後一波

1922年之後王朝滅亡，民族國家以極具正當性方式組織僅限歐洲的國際聯盟、為數甚多的非歐洲民族都說歐洲的國家語言，殖民地國家的「創造民族」，以及經由大眾傳播媒體、教育體系、行政管制等手段進行快速的民族主義。20世紀之後，海外殖民與殖民母國的邊界越來越深且明顯，原因有(P169-170)：

1、    起因於工業資本主義的驚人成就，交通的便利(輪船、火車；航空)。

2、    帝國式俄羅斯化的實際面影響—殖民地需要雙語人才進行雙邊溝通、行政官僚在地化及在地擴大化較符經濟效益，使得投入行政朝聖的人數增加。

3、    殖民政府、宗教、組織推動現代化教育，使知識分子增加，且在殖民地民族主義興起中扮演核心角色。

    這些殖民地民族主義與19世紀歐洲推動方言的民族主義的區隔是，殖民地民族主義知識分子都非常年輕，且年輕賦予了某種政治及創新的意義。(跨越年齡或者是文盲都可參加青年義大利。)

 殖民地學校體系—統一的教科書、標準化文憑、教師證書，小學在村莊/中學在省級都會/高及教育在首都，孕生與官員仕途之旅類似的朝聖旅程—一種殖民地學生的共同經驗與課堂愉快且競爭的同窗情誼。

 以荷屬印度尼西亞和法屬印度支那為例，同樣是殖民地，為何法屬印度支那最終會消逝，而印度尼西亞屬性(Indonesian-ness)卻生存下來呢?

1、1917年開始東印度支那傳統的科舉制度取消，越南菁英的孩子沒有考取功名的機會而群起抗議，法國的作法是創造位階低的越南-法語教育。越南語為國語，法語為第二國語，並書寫符號的統一及擴散反成為越南民眾團結有同屬感的媒介。

2、金邊的西索瓦初級中學升格為完全公立高中，有了與西貢公立高中一樣的課程，學生不需到西貢朝聖且本土吉蔑人穩定增加，更加深邊界感。

3、印度支那教育與行政朝聖之旅並沒完全重合。西部印度支那的法國人情願用越南人也不用吉蔑或佬沃人，在保護領柬埔寨的越南人人數雖少但是成功，越南成為他們共同的想像。另外吉蔑人會發現雖然他們教育的朝聖之旅目的地是河內，但他們的行政朝聖之旅的終點是金邊或永珍。即便教育朝聖之旅已達頂端，一畢業他們還是要回到殖民主義為他們劃出來的那個「家鄉」去(:182)。

    荷屬印度尼西亞跟印度支那不同，巴達維亞始終都是教育朝聖之旅的最頂端，荷蘭殖民地行政政策並沒有把各地菁英下放到其出身的島嶼去。此外，荷蘭殖民政府並未在一開始就進行荷蘭語教學，反而是一個過程漫長、跨島嶼、跨族群大雜燴印尼語/行政印尼語產生了，這出現的共同語言而後成為印刷語言，後來變成青年印度尼西亞黨採用為民族語言。

   19世紀的民族主義，語言是必要條件，召喚出特殊的連帶感。20世紀現在的民族主義，除印刷術之外也拜傳播科技之賜，能在文盲和不同母語之間的人口中召喚出想像的共同體，並且以19世紀歐洲的群眾性民族主義為模型的選舉、政黨組織和文化慶典及世界的公民共和理念為模型布署文、武教育體系

   最後一波的民族主義是瑞士，原因是：

1、不同政權入侵，如黑爾維提克共和國、反法神聖同盟，造成的多語瑞士，並要求瑞士保持中立及施行一部分極端保守的憲法。

2、老瑞士又窮又落後，而且其各省的寡頭政權所組成的聯盟具有雙重性格，對抗外部敵人相當團結、對抗內部反抗時各省政權又異常團結。

3、在既有的眾多方言德語、法與與義大利之中，印刷-資本主義很晚進入，比鄰於強大德國和法義之間，瑞士不能只推行單一語言，導致較高級的官員必須要有雙語能力。瑞士這中立銅版的一面是德語，另一面是法語和義大利語。

    它的民族主義起於世界史之中民族正成為國際的規範，並且能以複雜得多的方式來「塑模」，它那以非王朝、非君主制前現代制度幫它避開了官方民族主義的極端，就像前面所說的東南亞的例子一樣，無須用語言的統一來表現想像的共同體。

CH8愛國主義與種族主義

    本章中作者試圖釐清愛國主義與種族主義的關係，以一種文學的方式來闡釋人們對於其所創造的想樣共同體的執著，為什麼人們何以願意為這些創造物犧牲？

    Anderson以黎剎在等待被西班牙處決所寫的詩（最後的告別〉破題，詩中沒有提到「暴君」的國籍，甚或連炙熱的愛國心都是以「他們的」語言漂亮地表達出來。顯示這種政治愛可以透過語言描述出來，如黎剎用patria表示祖國，而非motherland或是vaterland，慣用語彙表示某種人們語之友的自然聯繫，就像是我們無法選擇不得不的膚色、性別、出身、出生的時代等，這種自然連帶關係中我們感受到了可以稱之為「有機的共同體之美」。這種連帶關係因為是不容選擇的，所以對一般人來說民族是具有公正無私、不帶利害關係且純粹地。因此，民族可以要求成員的犧牲，為革命而死被看是為崇高的行為。

    語言產生出的連帶感與存於內在的暗示，以偉大的印尼作家Pramoedya Ananta Toer所寫的Yang Sudah Hilnag說明語言帶有的隱私性(:208-209)。例如，外國佬(gooks)、浣熊(raton)、查理(白人)、V.C(越共)、426(大陸仔)……藉由取綽號或將對手化約到生物特性，抹煞其對手的民族特性。

    民族主義是從歷史的宿命角度去思考，而種族主義的夢/妄想則是所從時間之始經由一系列永無止盡而令人作嘔的交配傳遞下來的永恆汙染，黑人永遠是黑人，德裔猶太人永遠就是冒牌貨。種族主義這種夢/妄想的根源事實上存在於階級的意識型態，而非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並沒有跨越民族邊界，而是在民族界線內現身。也就是，他們想要正當化的，與其說是對外戰爭，不如說是對內的壓迫與宰制。(:211)

    19世紀在歐洲境外發展的種族主義，始終和歐洲的支配息息相關。

1、官方民族主義和殖民地的「俄羅斯化」政策的興起。殖民地的種族主義是試圖結合王朝的合法性與民族共同體的那個「帝國」概念成分。即便帝國的根基是這麼的不穩，這種所謂先天、遺傳的優越性原則也擴及到海外殖民地。

2、由上所產生出來的是，殖民地的布爾喬亞或小布爾喬亞階級在殖民地扮演著貴族的角色。殖民地官員及軍人，反而比母國的貴族更貴族、軍人更有威勢。在殖民地裡的貴族或軍人們是不問母國對立衝突而將來自不同殖民母國的殖民統治連結起來，形成「白人的團結」。

    另外，從被殖民者的角度來看，反殖民運動中的人民，如南美洲混血的墨西哥人，不將其祖先回溯到西班牙，而回溯到已經幾乎被消滅的阿茲特克人、馬雅人等，情感的依附都是一個想像的，藉由想像召喚出一個有歸屬感的共同體。

CH9歷史的天使

以在越南、中國、柬埔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戰事的討論開篇，並以奈倫所提的不列顛體系無法被其他國家模仿(立憲、布爾喬亞)，即便模仿也產生出非常不同的東西，亦及「不平均與合併發展律」，Anderson B.認為「不平均與合併發展律」也可用來理解在當代越南、中國、柬埔寨-革命與民族主義概念。並認為，這一對概念和資本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絕不是保有專利權的發明，是會被追隨、模仿的，才會有像古巴、阿爾巴尼亞和中國革命-社會主義的產生。

   說到模仿，法國大革命拜印刷出版之賜成為典範，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模型(「根據計畫」進行革命，以及試圖實行貫徹計畫)亦成為典範。

   民族主義也以非常類似的方式經歷不同時代、政權、經濟體制和社會結構而有所調節、順應，結果讓「想像的共同體」傳布開來。以越南的例子來說明這個極為模式化的過程。

    1802年越南嘉隆皇帝遣使北京希望把他的王國稱為「南越」(南部的越地/王國的主體性)，清仁宗皇帝嘉慶不肯，說叫做「越南」(越地之南/漢朝征服之地)，越南後來在官方文獻中書寫國史時不經北京而自稱大南(偉大的南方/帝國南方)，中國人卻仍叫他們帶有輕蔑用感的「安南」……。而今，越南人驕傲的保為著嘉慶皇帝以輕蔑的態度「發明」出來的「越南」，Anderson.B說：這事實讓我們想起來赫南那句民族必須要「遺忘很多事情」的警語，不過它同時弔詭地提醒我們民族主義所擁有的想像能力。(:224)

   1930年代的越南或1960年代的柬埔寨的相似之處：龐大的不識字和被剝削的農民、規模很小的工人、四分五裂的資產階級，以及很小又分裂的知識分子階級。這2個國家若不是透過「革命的計畫」或對「民族的想像」是不會發生革命的。追隨著革命的模型的書籍，他們將會知道革命有甚麼？能做甚麼?該做甚麼而甚麼又不該做。

    官方民族主義保存帝國與王朝利益的政策一經出現，也同樣就被觀看和模仿。即便被不同政治和社會模仿，但唯一不變的就是它的官方性格-發自國家，並以服務國家利益為目標。

    革命家成功的控制國家，在首度能運用國家權力來推動裡想的那一刻起，也還是會自其推翻的政權中繼承國家。革命家很容易採用舊王朝和王朝制度國家的推定民族屬性，創造出一個同樣民族的想像。例如我們都是炎黃子孫，把那些不知道甚麼是「中國」的黃帝、炎帝作為祖先，即便黃帝、炎帝還是敵對部落的首領。

    從這裡看來，對中國、越南和柬埔寨社會主義國家的邊界戰爭如何解釋？ 這種邊界戰爭，絕非是廣大人民所欲發動及關心的。這些戰爭都是在事後才用一貫的自我防衛的語言來動員群眾民族主義的「大官戰爭」。這以後也會是一個被人效仿的模型。

    最後，Anderson用班雅明非常優美且有力道的文字來說明歷史的天使。我們能否限制或防止連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都會有的戰爭？雖然天使雖然明亮且不朽，人們還是會將臉轉向前方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