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追憶錄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劃下了太平洋戰爭的句點。台灣各地張燈結綵，熱烈歡迎所謂祖國到來到。國民政府以勝利姿態接收了台灣，卻因接收人員素質參差不齊，使台灣陷入了經濟蕭條、民生凋敝的窘境。 終於在1947年爆發了228事件，嘉義則是當時全島衝突最為激烈的地區。在當時隸屬於台南縣吳鳳鄉的鄉長高一生，在漢族醫師林立等士紳的請求下，派湯守仁率領鄒族青年下山協助維持市區治安。


鄒族青年參與平地漢人組成的民兵隊，一面維持市區治安，一面與駐守水上機場的國府軍對峙。3月10日，湯守仁覺得情勢危急，決定撤回部落。當時高一生在面對這個事件上`,對他來說 其實是一個非常偶然的，這是一個平地社會的事件，他並非是刻意要參與這個事件，而是基於跟平地社會友好的關係 。


相對於鄒族無意間捲入228事件，泰雅族菁英林瑞昌則因想起了日治時代初期，部落族人與日軍交戰的烽火歲月，要求族人不要輕舉妄動。林瑞昌因此得到新竹縣政府頒發，宣撫山地同胞，維持地方秩序有功的獎狀。然而回應嘉義市民請求而參與228事件的鄒族，卻早已成為國民政府注意的對象。


此時台灣內部肅清匪諜氣氛濃厚，高一生曾多次表達擁護政府，反共抗俄的決心。1947年3月17日，高一生發給全台山地鄉長相當於會議通知的案內狀，計畫4月10日在霧社召開原住民領袖會議，討論原住民自治問題，這樣的自治概念，卻將自己推向死亡之路。


1947年6月8日，林瑞昌大膽地向國民政府遞交大豹社原社復歸陳情書。要求回到日治時期遭三井株式會社佔據的祖居地-三峽大豹社。同時高一生向台南縣政府，申請開闢新美、茶山兩地，開設成集體農場，並鼓勵鄒族人移民到爭取不易的新天地。


1950年，高一生為籌設新美農場向銀行貸款50萬，當時擔任省參議員的林瑞昌是唯一的擔保人。1952年國府以匪諜、成立僞台灣蓬萊族解放組織、阿里山武裝部隊與侵占新美農場公款等罪名，先後將高一生、湯守仁、林瑞昌等人逮捕。當時角板山鄉長的林昭光，奔走各方，請求救援叔叔林瑞昌、弟弟林昭明等人，國府卻連罪名都沒有按的情況下，同年底直接被捕入獄。

1953年4月17日，林瑞昌、高一生、湯守仁、高澤照、武義方、汪清山以匪諜叛亂罪遭槍斃。


原住民菁英在戰後初期台灣詭譎多變的政局中殞落，為族群奮鬥的代價，卻是莫須有的罪名及死後無法入土安葬的悲哀。高一生長女高菊花回憶道：「媽媽是 剛剛父親走的時候都很難過，常發脾氣。父親走了以後，就比較會哭，但哭的場面都不給小孩子看。那時候父親還沒有下葬，母親就抱著他的骨灰一直在哭。」林瑞昌長子林茂成則是，在親朋好友相繼冷漠之後，無法舉行父親葬禮，而將父親的骨灰放置在房間的佛櫃中長達六年。原住民菁英在戰後初期台灣詭譎多變的政局中殞落，為族群奮鬥的代價，卻是莫須有的罪名及死後無法入土安葬的悲哀。


白色恐怖的受害者林昭明說：「我要國民黨 及當局當政者給我道歉 尤其對原住民一定要道歉 ，就是原住民的規矩 還是用原住民的方式來解決這個事情 我要請你道歉一下。」
春雨落在家鄉的土地上，那威權壓制，人權扭曲的年代早已遠去。但是白色恐怖的傷痕，仍在某些人心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傷痛。被壓迫者所受的歷史屈辱，變成為族群發展努力的沉痛印記。那是在四0年代，原住民族最痛的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