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現代文明警訊的大屠殺
大多數人將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事件簡單的歸咎於德國人的「反猶主義」，或者是簡單的指向以希特勒為核心的納粹集團。然而齊格蒙. 鮑曼並不如此簡單的看待猶太人被大屠殺的事件。他在《大屠殺與現代性》一開始就尖銳的指出，絕大多數人將大屠殺歸納為納粹的非理性、斯拉夫菁英的種族主義，甚至以猶太之名建立起的新國家，將大屠殺小心翼翼守護且掌握其所有物，為其代言，甚而因為大屠殺取得了在國際政治合法性政策的通行證，作為猶太人的鮑曼甚至諷刺以色列在國際上的專斷獨性和予取予求。他認為，大屠殺在現代理性的社會中、在人類文明的高度發展和人類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醞釀執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大屠殺是社會、文明和文化的一個問題。因此，在現代社會的意識中對歷史記憶進行自我醫治就不僅僅是對種族滅絕受害者的無意冒犯，而是找尋標示出一種危險的、可能會造成自我毀滅的盲目性的信號(2002：p5)。
作為猶太人後裔的鮑曼如何將德國的大屠殺與現代性進行連結？如何從社會學中的理性角度解釋大屠殺的成因、如何抽絲剝繭的分析猶太人從兩千多年前流亡以來，其具有的「黏性」如何產出—從非猶太人眼中的異質性及他者性，以及其在在基督教世界中具有的「基督教實質性的他我(alter ego)」的邊界如何產生。最令人佩服的是，他如何將工具理性、國家行政的科層組織及技術的層面連結作為德國大屠殺一個種族主義的社會工程。
尷尬的騎跨在屏障之上的他者
猶太人的先祖亞伯拉罕自祖居地吾珥聽從上帝的啟示找尋流奶與蜜之地後，猶太人從未停止作為歐洲人當中「內部的外人」，這些跨越時間維度獨特的「我們中間的外人」的疏離感不僅僅在歐洲人，也存在由猶太教延伸出的基督教世界中。這種奇怪的分離感在中世紀巧妙地與金錢力量勾連在一起，猶太人在歐洲人中的格格不入正好作為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緩衝的中介者，鮑曼認為這種串連可以用韋伯說的「選擇性的親和」來說明。
鮑曼認為長久來歐洲人對猶太人的怪異的內部他者性、與具有經濟、權力者與金錢沆瀣一氣從未停止成為歐洲人潛在威脅，進而成為歐洲人反現代主義抵抗的目標，甚至隨著現代性來臨之後，獲得公民權的歐洲人極度不希望猶太人能夠享受合法地位的公民權，認為猶太人不配被授予法律和社會地位(：76)。猶太人在歐洲人的異類恐懼症及種族中心主義之下，被貶為低等人種，是必須被消滅殆盡的。在此，當科學成為唯一的信仰，猶太人被比作細菌和害蟲無益於社會的當下，德國的大屠殺成為邁向德意志精神的進程，成為一個種族主義的社會工程，猶太人就成為以德意志精神打造的整齊的花園裡必須被拔除的雜草。
工具理性：大屠殺唯一的主因？
鮑曼認為作為社會工程的種族屠殺其具有的「現代性」，是需要透過專業技術，如醫學(規定健康與不健康、隔離策略與技術)，以及必須透過巨大的思想動員力量，給予人類屠殺他人的權力，甚至進行集體滅絕其他種族的行為。這些若不透過官僚體系，進行思想改造、洗腦，如何能完成?將原本普遍的異類恐懼症和競爭者敵意昇華為種族屠殺。若不透過官僚體系的細緻分工，讓屠殺他人的行為合理化成為一項上級交辦的任務而不涉及到道德、情感、倫理、正義、宗教及真理，如何讓德國其實成為殺人工具又像是從不親自參與屠殺行為一樣？鮑曼的答案是，現代的工具、理性、官僚、技術讓大屠殺成為一項社會進化的國家政策，也因此讓德國民眾即便認為屠殺不對，卻像是「死一般寂靜的漠不關心(鮑曼 2002：100)」。
在鮑曼的看法中，理性主義成為大屠殺中最主要的主要理由，然而在漫長的歐洲反猶太歷史洪流中，長久以來歐洲各國對猶太人像是無國家的漫遊者的嫌棄與厭惡卻無法成為大屠殺的主因；官僚體系的分工與運作，卻能赦免了希特勒罪惡，將其無可赦免的罪大惡極化約在現代性的工業化、官僚化與技術化之中。眾所周知希特勒從未離開過他所篤信的天主教，而鮑曼花這麼多篇幅說明猶太人因為猶太教的特性而讓猶太人即便已歸化成為歐洲國家的公民，從未放棄過其獨特的飲食及宗教規則，看見其根深蒂固的猶太性從未消失，又這麼深刻討論猶太教與基督教世界的伴生與抵抗的矛盾關係，卻遺忘(或說刻意)從宗教上討論希特勒的天主教與猶太人的猶太教是否也具有伴生關係？天主教會對猶太人或者猶太教的疏遠，對內如何看待信仰天主教的猶太人？也似乎遺忘了對天主教會的批判，而將所有屠殺德國猶太人的理由歸咎為官僚體制的勞動分工和勞動分工的非人化。簡言之，即便鲍曼分析了歐洲人反猶主義的脈絡，卻無法說服何以理性主義可以作為大屠殺決定性的主因；擴大了他所認知理性主義的各項因素，而不去談論希特勒個人、天主教會及德國知識份子何以沉默。最後，其實大屠殺的歷史不僅僅出現在鮑曼所說的只出現在現代科技及文明社會中，十字軍東征、蒙古人征服歐洲的戰爭，所到之處也出現過大屠殺；此外，德國人屠殺猶太人的方法並非僅僅透過國家政策或官僚體制，鮑曼忽略了那種不在少數的零星的、瘋狂的、隨機的殺戮。
上帝已死
鮑曼從理性出發，研究對德國對猶太人的屠殺，最後卻以悲傷結尾。在後現代主義、消費者為導向和市場為中心的西方國家的社會，似乎都建立在經濟之上，這種經濟優越性都以盡量能佔有世界最多資源為保證，但資源總會耗竭，未來隨時都有可能提倡國家直接接管社會，在這種情況之下，已穩定且施行過的種族主義也許會再一次復活(鮑曼 2002:109)。文明、現代所反對的對身體暴力將隨著世界的經濟資源耗竭再次發生。特別在資源耗竭的處境中，由種族歧視衍生出的大屠殺成為國家宏偉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計畫賦予了大屠殺合法性，國家官僚體系賦予大屠殺工具性，社會的癱瘓賦予了大屠殺「道路通暢無阻」的信號。不管宗教信仰存在與否，上帝已死，不遠之處，那令人冷漠以對集體的身體暴力將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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