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 10月 18, 2013

問題化,何以狂顛?何以監禁?


對於傅柯,之前我的感受是他的研究的題材總是很「奇特」,例如他研究瘋癲、監獄、軍隊、性、養老院。這次重新看傅柯,我最喜歡他的理論思維,雖然他的研究主題在於瘋狂、常態規則、疾病、犯罪和懲罰這些並非普遍的主題。然而我想這或許也是他的一種策略,這與他想要打破的「自明性」可能有關係。他的研究主題不是大家習以為常、司空見慣的主題(我想如果以布迪厄的說法,這個自明性應該是「俗見」(doxa) ),這呼應他一直想要打破的自明性,進而理解很多事情不能再被毫不考慮地被再現。

從他的這些題材特殊的研究當中,他找出了個人身體與權力的關係,以他的《規訓與懲罰》這本書來說,他探究從犯罪的人在君主權力過剩的時代、規訓到監禁的過程中,個人的身體與權力關係。這也一再印證了他的研究方法(或者說是態度),從監禁、懲罰、教化、規訓中看到關聯、這些要素有甚麼關聯、為什麼有這些關聯、這些是怎麼被運作、被宰制出來的等等。

這樣的研究方法,讓他與其他的歷史學或者社會學者很不一樣。拿韋伯的理想型(Ideal Type)的例子來討論,或者是李維史陀尋找文化的原初結構,他們想要尋找的是一個隱藏在社會表象下事物的本質。然而,對傅柯來說,理性化在面對懲罰、束縛時並非這麼單純,而還要考慮人的訓練的技術、行為的監控、社會身體的元素、個體化等等,這些規訓並非是一個理想型,而是不同規訊技術的普遍化和內在連結,是回應在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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