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閱讀幾篇關於文化概念的文章,其中閱讀Sahlins的”Two or Three Things I Know About Culture”對我有非常大的幫助,另外如Asad所提出的文化翻譯的討論,我認為跟Geertz所提出的民族志書寫中的深描有異曲同工之妙。先講Asad所提出的「文化翻譯」不只是語言的問題,而是民族志作者本身條件中(特別民族志作者常伴隨著權力出現,以他者的眼光判斷和書寫文化),在這些背景中,民族志作者的權力是揭開從屬社會的隱含意義,在這個過程中,權力如何進入到既被看作話語的實踐,也被看作不只是話語實踐的「文化翻譯」的過程。假若上述的說法,換作Geertz的說法,文化是一張意義之網,民族志作者必須要將自己放在該文化的脈絡之下書寫民族志,即所謂的深描,若非如此,則僅只是文字上的華麗堆砌。
回到我說對我有很多提醒的”Two or Three Things I Know About Culture”這篇文章,本文提出許多容易讓我們忽略的議題。例如說文化的論述與權力的關係,他提出文化有時是想像出來的,是權利者的創作。文化隨著權力者的視角論述,很容易引導潮流,讓大多數人也這樣看待文化。例如常常聽到「原住民族若不在保存自己的語言,那麼我們與漢人並沒有兩樣」這樣的論述,或者是黃昏的民族這樣可以歸類為失望理論(despondency theory)的論述。都讓我們忘記了文化其實是不斷的變動的、被創建的,或者是當人們憂慮原住民文化在全球化中可能朝向單一和均質化時,我們卻從來沒有正眼看待原住民或說區域文化從不認為全球化帶來了甚麼不方便,或者是我們輕忽了在地文化如何面對全球化的影響,甚至如何適應以及創造了新的文化。對於全球化的恐懼和憂慮當代同質性生活,其實更多來自西方(經濟和自由主義)經驗,所以失去文化的鄉愁就特別吸引人類學家的關注,進而提出失望理論,所以Sahlins提醒,文化不是不存在,而是失去文化的擔憂,有時候是人類學者想太多。